[转帖]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自古以来“一切向钱看”的社会？
礼记大学末尾有一句话：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谓以利为利，就是把聚敛到手的财富直接当成国家之利。
财政收入增加了，土地卖出了高价，资源迅速变现，库房充盈，便认为国家发展，得到了好处。
所谓以义为利，则是承认国家真正的利益并不等于国库里的钱。百姓能够维持生计，生产可以长久延续，社会仍有信任，下一代对生活还有稳定预期，这些才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
钱只是维持这些条件的手段。
在这句话前面，礼记还说了另外一句话：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盗臣偷走一笔已有的财富，聚敛之臣却会改变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他把土地、税费、许可、司法和公共服务都变成收入来源，把治理变成一门生意。前者损害国库，后者损害社会继续创造财富的能力。国库可能一时丰盈，民间的生计、信任和活力却在不断流失。
古人真正警惕的，正是这种公共权力的经营化。
一个社会一切向钱看，通常不会始于普通人的贪婪。
商人希望盈利，劳动者希望多挣工资，家庭希望生活宽裕，自古如此。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人人轻利的纯真年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更高处：
本来负责划定市场边界的公共权力，也开始按照收益衡量自身。
本来保护人免受市场支配的公共机构，也开始依靠经营维持运转。
一旦如此，钱便会越过商业的边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价值尺度。
企业追求利润有其合理性。
它投入资本、组织生产、承担风险，通过出售商品获得回报。消费者可以购买，也可以拒绝。如果产品无人需要，企业就要承担损失。
可公共权力与企业不同。
它掌握着规则、审批、执法、土地和资源分配，人们无法像拒绝一种商品那样完全拒绝它。
当制定规则的人也追求收益，他便不只是参与市场，还可以改变市场来制造收益。
土地可以被限制供应，从而推高价格。许可可以设置门槛，从而获得收费。公共资源可以包装成项目，从而形成投资。执法也可能因为罚没收入而带上创收冲动。企业只能在规则中寻找利润，公共权力却能够用规则生产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取利行为获得了强制力与正当性。
这种变化，通常不会以金钱至上的口号而出现。
它往往披着最合理的外衣：
发展、效率、盘活资源、减轻财政负担、自负盈亏。每一个词都有现实依据。公共事业要花钱，地方建设要融资，学校和医院也不能不计算成本。问题出在成本核算逐渐接管了目标本身。
一所医院原本核算成本，是为了更好地救治病人。后来病人接受了多少检查、使用了多少药品、创造了多少收入，开始决定科室能否生存。
一所大学原本申请经费，是为了开展未来研究。
后来项目数量、经费规模和论文指标，反过来决定什么研究值得进行。
一个地方原本开发土地，是为了所谓的城市建设。后来土地能卖多少钱，决定了城市怎样规划、基础设施修到哪里、房价是否可以下降。
钱起初只是手段，后来成了目标。
指标起初用于观察工作，后来工作变成了制造指标。
这并不完全来自人的恶意。
货币数字具有一种巨大的治理诱惑。教育培养了多少有判断力的人，医疗避免了多少痛苦，公共空间给居民带来多少安宁，一项基础研究为未来打开了多少可能，这些价值很难在当年准确计算。
财政收入、项目金额、投资规模和增长率却清晰、统一、可以比较，甚至也容易写进报表。
当治理依赖短期考核，能立刻形成数字的事情自然受到偏爱。长期价值并没有被公开宣布为无用，只是在一次次预算、考核和晋升中被放到后面。
久而久之，所有机构都学会了一件事：若想证明自己有价值，先要把自己的价值翻译成数字。
土地是这套逻辑最清楚的例子。
对居民来说，土地承载着住房、社区与日常生活。对农民来说，它可能是生计和最后保障。对城市来说，它决定空间怎样展开。可是当土地成为财政收入和融资抵押物，它首先就成了一项等待升值的资产。
地价上涨意味着卖地收入增加，也意味着抵押能力增强，地方由此能够借到更多未来的资金，再投入建设，继续推高周边土地的估值。
城市、财政、银行、开发商和购房者由此被绑进同一套资产循环。房价不再只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它支撑土地估值，土地估值支撑信用，信用又支撑投资。当住房负担已经压缩消费、婚姻和生育，价格下降仍会被视为资产缩水和信用收缩。最初用来筹集建设资金的办法，最终变成必须依靠更多资金才能维持的结构。
在这套结构中，房屋首先是一项资产，然后才是生活空间。一个年轻人需要用三十年收入获得的住所，在财政账上可能只表现为一笔漂亮的土地收入数字。
家庭被透支的消费能力、被推迟的所有人生计划、因高租金而消失的小店，并不会在卖地当年的报表中出现。
收益集中在当下，代价分散到未来。收益进入少数账本，代价落进无数人的生活。
前者清晰可见，后者缓慢发生。
因此，许多以利为目标的政策都会表现出惊人的短期效率：
钱很快筹到了，项目很快开工了，资产价格上升了，增长数字出现了。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曾经作为成绩的收入，原来预支了整个社会未来的购买力。
公共机构经营化造成的变化同样深刻。
学校、医院和大学当然需要钱。
教师需要工资，医院需要设备，研究也离不开经费。真正决定其性质的，是钱作为履行职责的条件，还是反过来成为机构存在的目的。前一种情况下，预算服务于教育、医疗和研究。后一种情况下，教育、医疗和研究必须先证明自己能够带来收入，才有资格获得预算。
教育一旦按投资逻辑运行，学习就会变成人力资本的提前购买。父母计算一所学校能否换来更好的升学结果，学生计算一个专业能否换来更高工资，学校用升学率、就业率和排名证明自己。那些不能快速兑换为职业优势的知识会被认为无用，审美、诚实、同情和独立判断则停留在校训里，因为它们既难量化，也无法在毕业当年兑现。
随后，人们又会责怪年轻人功利，抱怨他们选专业只看收入，不肯为了所谓的理想坐冷板凳。
可一个家庭为教育投入了那么多年积蓄，一个年轻人毕业便要面对房租、就业、医疗和养老，他当然要计算回报。
社会先把教育变成昂贵投资，再要求学生不要讲投资收益，这种道德批评只是把制度产生的后果推给个人承担。
医疗中的矛盾更加尖锐。
病人不是普通消费者。
他对医学缺少知识，整天身处痛苦与恐惧之中，越需要救治，越没有讨价还价和延迟购买的能力。
医疗之所以需要公共性，正因为患者无法仅靠市场交易保护自己。
当医院必须依靠检查、药品、床位和手术维持运转，它就同时承受两种相反的要求：既要把病人视为需要帮助的人，又要把病人视为收入来源。医生可以保持善意，却无法长期摆脱制度激励。
最终，患者怀疑医院过度治疗，医生也觉得自己承受了不应有的指责。双方都把问题归结为对方失去道德，真正改变医患关系的力量却藏在机构的收支结构里。
最后，公共服务一旦经营化，公共责任还会被悄悄改写成个人消费。
教育成本更多落到家庭，教育便成了父母为孩子购买前途。医疗项目以价格呈现，健康便成了患者的支付选择。养老保障不足，晚年是否体面便取决于年轻时有没有存下足够的钱。公共机构仍然存在，责任却从社会流向家庭，再从家庭压到个人。
表面看来，这是一种自由，让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实际上，这里的许多风险根本不是个人能够选择的。疾病不会按照存款多少降临，行业衰退也不是一个劳动者靠努力就能避免，孩子接受怎样的基础教育更不应完全取决于父母收入。
把这些风险货币化，没有消灭问题，只是把社会无法承担的问题重新命名为个人没有足够的钱。
于是，钱开始承担远远超出交换媒介的各种功能。
它决定一个人能住在哪里，能否得到及时治疗，孩子接受什么教育，晚年究竟有没有保障，遭遇不公时能够坚持多久。
它还决定一个人是否体面、是否成功、是否值得信任。离开钱，失去的不只是更好的消费，而是正常生活的资格。
一个社会越缺少稳定保障，钱的权力就会越大。一个人有稳定住房、可靠医疗和可以预期的养老，即使收入普通，也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一个人随时可能因为失业、疾病或房租上涨跌出正常生活，就必须抓住每一次挣钱机会。钱在这里不再代表奢侈，而代表免于坠落的安全。
所谓功利，很多时候只是恐惧换了一种更体面的名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婚姻越来越像资产与条件的匹配。
房子意味着免受租金波动，稳定职业意味着持续现金流，父母条件意味着育儿和养老有人分担。
当家庭成为社会风险最后的承接者，婚姻自然会带上风险合伙的性质。人们表面上在挑选伴侣，实际上也在寻找一个能够共同抵御未来不确定性的人。
感情并未消失，只是越来越没有资格脱离资产条件单独作出决定。年轻人失业要由父母接济，老人需要子女照护，孩子的教育竞争要靠全家积蓄应付。家庭越需要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婚姻越难保持纯粹的感情关系，生育也越像一笔需要反复核算的长期负债。人们不是突然不爱孩子、不再相信爱情，而是每一种感情决定后面都站着一张无法回避的账单。
钱成为通用尺度之后，还会进一步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
收入高被等同于能力强，拥有房产被等同于可靠，失业的人仿佛连一个普通的社会身份也一并失去。一个人的耐心、正直、知识和创造力，如果不能转化成工资、职称、项目与资产，就很难得到稳定承认。最后，连个人也学会用市场价格观看自己：
工作多年没有积蓄，便觉得自己失败。
从事重要却收入不高的职业，便怀疑自己的选择。
无法买房，便觉得没有资格建立家庭。
这正是一个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真正含义。
它不是每个人公开宣布金钱高于一切，而是任何人若想证明一件事有价值，都必须先把它翻译成价格。任何人若想证明自己有那么点价值，也必须立即拿出可以计量的收入和财产。
人活得变成了一个数字。
但是，价格却从来不能等于价值。
钱可以有效组织交易，却不能判断一件事是否正当。
一个富人对奢侈品的支付能力，可能远高于一个穷人对基本医疗的支付能力。这只能说明两个人拥有的钱不同，不能说明前一种需求比后一种需求更重要。抚养孩子、照顾老人、陪伴病人、维护邻里信任，这些劳动支撑着社会延续，却常常没有市场价格。制造焦虑、诱导消费和转嫁风险的活动，反而可能得到极高回报。
一旦价格取得价值裁判的地位，最能赚钱的事就会被认为最有意义，不能赚钱的事则需要不断为自己辩护。文化要证明能够带动旅游，科研要证明可以迅速转化，公园要证明能够刺激消费，历史建筑要证明可以提高地价。仿佛一棵树仅仅因为给人遮阴、保存记忆、使城市更宜居还不够，它必须算出经济收益，才有资格留在原地。
这套体系能够不断被维系发展，并不要求所有人发自内心认同金钱的最高地位。
人们只要按照奖惩行动就够了。
价值观从来不是靠口号塑造的，而是靠现实奖惩塑造的。恪守本分者难得回馈，善于追逐指标、转嫁成本的人更容易获益。后来者自然会读懂真正的规则。他们可能厌恶这套规则，却必须先适应它，因为不适应的人要承担真实的损失。
手段由此逐渐挤走目的。
劣币驱逐良币。
申请项目被叫作做研究，升学率被叫作教育成果，营业收入被叫作医疗贡献，资产上涨被叫作城市发展。词语没有变化，内涵已经被利益重新占领。
到了这一步，再用道德教育反对拜金，只会显得虚伪。
一个社会如果奖励精致的利己，惩罚不计回报的付出，反复赞美奉献只会让仍然相信道德的人承担更高成本。无私的教师付出更多劳动，负责的医生承受更多压力，讲信用的经营者在恶性竞争中吃亏。
人们最后学到的不是要自发遵守道德，遵守法律，而是知道虚假的道德和法律只适合拿来要求别人。
社会风气看似发生在人心里，根源却埋在奖惩结构中。制度长期在奖励什么，人就会逐渐成为什么。获利者总是能把应该承担的代价转嫁出去，守规则者反而承担损失，诚实便会被当成天真，责任会被当成软弱，理想会被当成不懂现实。
这套机制最终形成一个闭环：
上级用收入和投资衡量地方，地方用项目和营收衡量机构，机构用可以量化的结果衡量个人，个人再用工资、房产和存款被洗脑般衡量自己。每一个参与者都觉得自己只是在面对现实，无数理性选择叠加起来，却制造出一个人人都无法逃脱的金钱社会。
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也不在于要不要讲效率。
没有持续生产出来的财富，任何公共承诺都无法维持。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增长究竟改善了谁的生活，成本由谁承担，今天的收入有没有透支明天继续发展的条件。
一座城市卖地获得收入，却让年轻人用三十年劳动购买住所，这笔收入中便包含了未来消费的萎缩。
一家企业压低工资增加利润，却同时削弱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这笔利润中便包含了市场的枯竭。
一所学校依靠高收费获得资源，却把家庭拖入无休止的教育竞争，这种繁荣中便包含了生育意愿的下降。
医院依靠过度经营维持运转，却消耗患者对医疗体系的信任，这种收入中便包含了制度信誉的损失。
当今，许多看似成功的经营，靠的是切割账本，零和博弈：
只计算进入自己账本的收益，毫无廉耻的把无法入账的代价留给别人、社会和未来。收益归于当下，债务交给以后。各种成绩归于机构，成本交给个人。好处归于决策者，后果交给整个社会。
只看局部，每个主体都完成了指标。合在一起看，社会却要为这些局部成功支付更高的总成本。
解决问题也不能停留在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医疗回归医疗这样的愿望里。只要利益结构不变，任何职业伦理都很难长期抵抗现实压力。
改变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必须先让逐利失去公共权力的帮助。
制定规则、负责执法和掌握审批的部门，不应从罚款、收费、土地升值和特许经营中直接受益。地方和部门的考核绝对不能把招商额、卖地收入和项目规模放在一种压倒性位置。重大公共项目也必须把后续债务、居民负担和维护成本同时列账。取得收入的人不能同时决定怎样取得，更不能独占收入带来的好处，否则公共权力就很难退出逐利者的角色。
公共机构也不能依靠服务对象养活自己。
医院如果主要依赖检查、药品和手术维持运转，再高尚的医生也会受到营收压力。大学如果主要依赖项目金额评价教师，研究者就会把时间花在最容易申报和结项的各种题目上。医院、学校与基础研究需要覆盖正常运转的稳定预算，工作人员的收入也要尽可能与开单量、收费额和项目金额脱钩。
考核并非不要，而是要承认公共事务无法被一张利润表概括。
医疗应当考察治疗质量、患者负担和服务可及性，教育应当关注教学过程与学生的真实成长，研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尺度和对失败的容忍。这些判断比收入数字复杂，也更容易产生争论，但复杂正是公共事务的本来面目。用一个整齐数字消灭争论，只是把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报表里删除。
公共权力退出逐利还不够，个人无法控制的风险也必须重新由社会共同分担。
社会保险不是给所有人进行无限兜底，而是把足以摧毁一个家庭的风险分摊给更大的共同体。基本医疗要降低大病对家庭财富的决定性影响，失业保障要给劳动者留下重新寻找工作的时间，养老不能完全取决于子女和房地产，基础教育也不能变成家庭财力的比赛。
只有当一个人不必为每一种意外预先攒下一大笔钱，他才会把收入用于消费、休息和学习，才有余地选择一份喜欢但收入稍低的工作，也才有勇气拒绝伤害尊严的交换。社会保障看似在花钱，实际上是在削弱金钱对人的绝对支配，并恢复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与选择能力。
住房则是最难绕开的部分。它不能继续同时承担居住、养老、教育门票、信用抵押和家庭财富储藏的全部功能。只要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公共服务又与房产位置深度绑定，房价就会成为整套制度必须维护的资产。改变这一点，需要稳定的地方税源、透明的预算约束、足够的长期租赁住房，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逐步与房产价值脱钩。
这些办法都有代价。
地方需要放弃迅速变现土地的便利，部分家庭要接受住房不再持续带来高额升值，财政支出必须更多投向公共服务，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负担也要分配得更加公平。我们不可能同时要求地方收入不减、房价永不下降、公共服务不断增加、家庭负担持续减轻。真正的选择，是愿不愿意牺牲一部分短期增长和账面财富，换取居民稳定的生活预期，以及社会更长久的消费与生产能力。
制度改变也不会让人从此不爱钱。人仍然会追求更好的生活，企业仍然要盈利，市场仍然是配置大量资源最有效的方式。
变化只在于，金钱这个东西重新被放回它应有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它可以决定一个人去买什么商品，却不应独自决定一个人能否看病、受教育、安度晚年。它可以衡量一次交易，却不能垄断对人的评价。
道德只有得到制度保护，才会成为多数人承担得起的生活方式。
回到大学的那句话，不以利为利从来不是拒绝财富，更不是要求百姓安贫。它要求掌握权力的人记住，财政、增长和投资都只是手段。
挣钱是为了让人生活，发展是为了让社会有能力承担人的一生。
以人为本，发展不是为了数字好看，而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个社会赚到了越来越多的钱，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无处安放自己的生活。
损失的是什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