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为什么西门庆活着什么都能交出去而他一死，什么都守不住？
主要还是吃了家里没人的亏。
明代商人已经有一套把陌生交易变成合作关系的办法了，西门庆也正是有着这套办法才敢把几百两、上千两银子直接交给别人。
拿四百五十两银子，让应伯爵和来保出城买丝线；店铺也直接交给韩道国经营；几千两的货物，就能让伙计坐船去江南置办；三万盐引，也由家人去扬州支取。
这些人一走就是几个月，路上也没有监控，银子也没有银行托管，货物到哪儿了，西门庆也不可能随时都知道。
但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生意不仅做起来了，而且还赚得很好。铺子照常开张，伙计出去买货，船只往返南北，银子和货物却能不断地流入西门府。
直到这一切在西门庆死了之后才发生变化。
韩道国把一部分货物变卖成了一千两银子，带回家与妻子商量如何私吞。来保知道了之后，不仅不会替西门家追究，反而也暗中扣下八百两的货物，日后卖掉，给自己买房开店。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
西门庆活着，啥事都好说；他一死，吴月娘连自己已经到手的钱都未必能守得住。
如果只是用“人走茶凉”来解释，有点太牵强。
所以，真正想要探究其原因，就要先搞清楚：在没有现代公司、银行和审计制度的时代，明代商人究竟是如何完成一笔生意的？东家凭什么会相信掌柜，又怎样防止掌柜把东家的买卖变成自己的买卖？
答案就是，古代的商人从来都不单纯相信某个人的品德。
他们会把熟人的引荐、书面合同、同行声誉、账簿交接、客店网络、官府凭证和长期利益等诸多因素叠加起来，制造出一种暂时可以运行的信任。
所以，《金瓶梅》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把这套制度写进了西门庆的日常生活里。
就拿西门庆开绒线铺来说吧，他才不会像现在创业那样，闷在书房里先写一份商业计划书。
这个机会其实是应伯爵带来的。
一个湖州客商何官儿，手里积压着价值五百两左右的丝线，因为着急回乡，想尽快折价脱手。应伯爵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跑来告诉西门庆。
这才是传统商业中极其重要的资源：行情。
商品可不会主动走到东家门前。哪里有货，谁着急出手，市场最近缺什么，哪个商人资金周转困难，往往只有经常在外走动的人才能知道。
明清时期出现的《士商类要》《一统路程图记》等商业书，不仅记录了水陆路线和里程，也收录了各地物产、市场和客商出行所需要的信息。这些书本质上都是在降低商人进入陌生市场时的信息成本。
所以，哪怕西门庆再有钱，他也不可能知道每一批货在哪儿。而应伯爵虽然没有多少钱，却能及时知道哪些人在着急卖货。
两个人形成了最简单的合作：一个提供信息，一个提供银子。
最终，西门庆拿出了四百五十两，买下了这批丝线。
从这一步你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做生意首先依靠的压根儿不是老板什么都懂，反而是不同的人掌握着不同的资源，大家合到一起，把事情做好。
所以，做生意就必须把一部分事情交给别人，这才是大前提。
发现货源之后，西门庆也没有亲自出城，而是把银子交给了应伯爵和来保。
后来绒线铺找掌柜，也是应伯爵出面介绍了韩道国。
应伯爵说，韩道国原本就在绒线行里做事，写算皆精，只是没有本钱。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内推。与其在街面上贴一张招工启事，不如通过一个自己认识的人，找一个行内人。
这便是熟人制。
但熟人制不是默认熟人是可靠的，熟人也会骗人。
应伯爵拿着西门庆的四百五十两去买货，背地里却将价格压到四百二十两，中间截下三十两背工银。他拿出其中九两，还和来保私分，剩下的落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这便是熟人的坏处。
但熟人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完全陌生的人拿钱逃走，东家可能连他的真实籍贯都不知道。但是，由一个亲友、同乡或者同行介绍的人，背后通常会有比较清楚的社会关系。
若是违约了，损失的可就不只是这一笔买卖，其中还包括介绍人的信用、家族名声，以及以后在同行里继续谋生的机会。
明清契约中的“中人”，承担的便是这样的功能。
中人不仅撮合双方，还会出现在契约中做见证，使原本私下达成的交易公开化。一些牙人也要为交易信用承担担保或法律责任。
所以，熟人关系尽管不能替代合同，但是确实加上了一层追责网络。
因此，应伯爵吃的那点利润，吃了也就吃了。
等到应伯爵推荐韩道国开绒线铺的时候，西门庆其实没有立刻把铺子交给他。
他说的是：“改日领他来见我，写立合同。”
等到韩道国真的来了，西门庆也是先见了他这个人，然后才跟他写立合同，让他和来保领取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设铺面。
这几句话在原文当中其实挺短的，但已经包括了一笔传统商业合作的基本步骤：由熟人介绍，确认其行业经历，再由东家面试，最后双方把关系落到书面合同上。
不过，《金瓶梅》小说里没有把合同全文写出来，所以也没办法知道韩道国究竟拿多少工钱、是否有分红，以及多长时间结一次账。
但“写立合同”至少说明，当时的商业活动肯定不是几个人喝完酒，拍着胸脯说一句“兄弟，你放心”，就可以轻易把几百两银子来回交换。
西门庆虽然好席面，但从来不在席面上搞这种事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韩道国是如何拿到这个令人心动的offer的。
他懂行。
西门庆虽然有钱，但他原本经营的是生药铺生意。后来，他陆续进入了绒线、绸缎、当铺和盐业，但他不可能亲自掌握每一种商品的质量、加工、价格和销路这些琐碎的事情。
韩道国虽然没有资本，但确实原来就从事过绒线生意，也知道如何雇人染丝，更清楚怎样开铺卖货。
这就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店铺，要雇一个店长打理具体事务。
对于这场合作，真正交换的是：西门庆提供银子，韩道国提供专业知识和日常劳动。
所以，给店铺雇个店长，不仅是过去，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儿。
老板如果什么事情都亲自决定，那么生意只能停留在他自己能够看得见的一间铺子里。
问题不是出在授权上，而是出在经营权交给掌柜之后，还能保留哪些控制手段。
到了现代，有法人和实际股东，过去可没这些洋玩意儿，所以这种店铺里必须要有自己的人。
当时，来保和韩道国准备外出的时候，小说专门写了一件很小的事儿：他们要把铺子里的钥匙和账本交给贲四。
也就是说，掌柜可以离开，但经营权必须在掌柜离开的时候进行交接。
当贲四也要去东京的时候，也会先把狮子街铺子的钥匙交给西门庆，由西门庆安排吴二舅暂时代管。
这把钥匙，就是过去店铺实际控制权的一部分。
新的问题又来了，绒线铺也需要货源，绸缎生意也不可能只在清河县本地采购。
韩道国和来保等人经常会携带大量银子，前往扬州、杭州等地置办绸绢和布货。
那么，他们离开清河县之后，东家真正要面临的问题就出现了。
货物价格只有经手人知道；路上是否遭受了损耗，也只有经手人知道；住了哪家店，见过哪些客商，花费了多少，依旧只有经手人才能知道。
东家不可能派一个人监督另一个人，再派第三个人监督前两个人。这样的监督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传统商业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是把行商接入一条已经存在的道路和信用网络里。
这一点，《金瓶梅》里的安排就很具体了。
韩道国等人在外会投宿经纪王伯儒的店里。理由是王家和西门庆有旧交，店里房屋宽敞、客商众多，财物放在那里也比较放心。
所以，一个远在外地的旧交客店，可以提供好多服务，比如最基础的住宿、仓储，还有当地的商业信息、身份确认，以及与其他客商接触的机会等等。
西门庆的一句话或者一封书信，相当于告诉了当地经纪：这两个人是来帮我办事的，吃喝住行，你照应一下。
经纪愿意接待他们，又是在向当地市场说明：这两个人有来历，出了问题，可以沿着关系找到东家，不用怕。
所以，在过去远途商业里，两个伙计带着银子在荒野里单独行动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在一连串由客店、经纪人、船户、脚夫和旧交组成的网络里移动。
到了这里，还需要再回答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东家既不能把掌柜防死，又不能完全放任，究竟该如何拿捏这个度？
最有效的办法，通常是设置几层约束。
第一层约束是书面责任。
有合同确定这笔本钱不是掌柜自己的钱。
第二层则是信息记录。
铺子要有账簿，货物、收支、欠账不能只存在于掌柜的脑子里。
第三层则是经营交接。
等到掌柜离开的时候，要把钥匙和账簿交给别人。整间铺子哪怕由他担任店长，也不能跟着他一起走。
第四层则是社会追责。
掌柜由谁引荐，住在哪里，家人是谁，都不能完全隐匿。
第五层则是长期利益。
掌柜继续替东家经营，得到的是工作、收入、保护，以及下一次做生意的机会。只做一次买卖便卷款逃走，实在太不划算了。
所以，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即使掌柜有私心，也会觉得继续合作比立即背叛划算得多。
但西门庆死了之后，这些代价就全部降低了。
就算自己背叛了，把钱都私吞了，西门庆也不能活过来较真儿。
就算有吴月娘继承了店铺和银子，但她对于生意上的事情知之甚少，有点像“恶奴欺少主”的样子。
所以，西门庆哪怕没有合适的子嗣，在日常生活中让吴月娘接手一部分生意，拥有一定的代理权，也不至于在他死后什么都守不住了。
收租子也要懂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