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实事求是地讲，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道光十二年五月，工部给各省铸炮发了一份红头规程，里面把一门四百斤铜炮的工料定额卡得极死，生铜每百斤折银十两二钱，木炭每百斤折银三钱三分，至于工匠的工食银，忙活一天只准领四分二厘，
换算成当时的市价，这点碎银子连买两升苞谷面都勉强，
工匠要是真按朝廷规定的比例去提纯、倒模、冷却，打完一门炮，自己全家都得倒贴二两银子进去，
人为了不饿死，自然有人的法子，
他们在泥范里掺沙子，铜水不够就混生铁，冷凝的时候为了图快直接泼冷水，
出来的炮身看着油光水滑，肚子里面全是指头粗的砂眼，
后来道光皇帝在紫禁城看各省送来的试射折子，发现有的炮放了三声就炸成几截，有的炮连十丈外的木靶都打不穿，气得用朱批连写了三个“可恨”，
他觉得是底下的人心坏了，是工匠偷懒，是督抚不尽心，
但从来没有人敢跟坐在龙椅上的这位主子讲一句实话，
哪怕把全天下的巧匠全砍了脑袋，只要那个账本上的数字不变，下一批造出来的，依旧只能是会要了炮手性命的铁疙瘩，
很多人聊起近代以后的落后，总喜欢从乾隆拒绝马戛尔尼的膝盖切进去，或者归咎于几篇八股文把读书人的脑子读坏了，甚至觉得是闭关锁国四个字遮住了眼睛，
这些解释听起来很提气，把一切责任推给几个刚愎自用的皇帝，或者归罪于某种虚无缥缈的国民劣根性，事情就变得格外简单，
可只要你钻进第一历史档案馆，翻开那些落满了灰尘的户部则例、粮价奏折、绿营饷银单子，你就会发现，历史在走向深渊的时候，根本不是因为谁脑子一热踩了刹车，
而是一架重达几亿吨的庞大马车，在荒原上跑着跑着，轮轴早就磨烂了，马料也早就吃空了，车上的人除了眼睁睁看着它滑向悬崖，根本做不出第二个动作，
这套死局的第一道绞索，系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春天，
那一年康熙帝颁布了一条被后世赞颂了三百年的德政，叫“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到了雍正年间，又接着搞了摊丁入亩，彻底把按人头收的丁银，摊到了田亩里头，
从统治者的算盘来看，这是个天大的善政，老百姓再也不用为了逃避人头税而溺杀女婴或者隐匿人口，国家也省去了每隔几年就要清查全天下人丁的恐怖成本，
但这个善政背后，藏着一个足以把整个帝国财政彻底勒死的暗扣，
朝廷的正税收入，被彻底封顶了，
不管全天下的人口怎么涨，国家的田赋税额，被死死锁在了每年不到三千万两白银的盘子里，
加上盐税、关税以及少得可怜的杂税，整个大清国在乾隆盛世的巅峰期，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就四千多万两白银上下，
四千万两听起来是个大数字，可你得看看这笔钱要养多少人，
顺治年间，全国人口撑死了六千多万，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官方统计的丁口直接突破了3亿，
再往后拖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全天下的人口已经膨胀到了四点一亿，
整整翻了差不多六七倍，
可是国家能收上来的正税呢，
依然是那四千来万两白银，几乎是一条趴在泥潭里一动不动的直线，
这在人类财政史上是一个极度荒诞的景象，
你拿同时期的英国来看，1800年前后，英国本土的人口只有一千多万人，
但是英国政府靠着现代消费税、关税以及强大的国债发行能力，一年的财政收入折算成白银，能搞到三千万两以上，
也就是说，一个海岛小国的人均财政税负和国家动员能力，是大清国人均税负的二十倍甚至三十倍，
我们教科书上总爱讲大清帝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
但从现代国家财政的角度去看，清政府在面对四亿人口的时候，其实虚弱得像一个严重贫血的瘫子，
它的人均财政开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平均摊到每个老百姓头上，一年只有不到一钱银子，
这点钱，连维持基本的治安、修水利、清淤河道都勉强，你还指望它像西方近代国家那样，拿出真金白银去搞基础科学研究、去建近代海军、去给工匠发补贴研发蒸汽机，
门都没有，
当一个人均资源被极度摊薄的帝国，遇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动荡，整个财政就会立刻休克，
嘉庆元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整整打了9年，
那9年里，清朝前前后后扔进去了两亿两白银，
两亿两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把朝廷整整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一两不剩地全扔进了秦岭和大巴山的泥水坑里，
这场仗打完，乾隆留下的所谓丰盈国库彻底见底，
从此之后，整个嘉庆朝和道光朝的户部堂官们，每天睁开眼睛唯一干的事情，就是到处补窟窿，
只要能省钱，哪怕前线官兵手里的火枪已经烂得像烧火棍，户部的大老爷们也坚决不肯批一厘银子的预算，
道光年间的定额制度，严苛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
朝廷修一座城墙、打一门炮、造一艘战船，所有的开销全是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定死的，
哪怕市面上的生铁价格涨了三倍，户部给地方报销的时候，依然咬死当年的老账本，多一厘银子都算地方官侵吞公款，
结果就是全帝国的官僚系统，集体学会了一种生存智慧，叫“糊弄”，
道光初年直隶总督琦善去巡查天津大沽口的防务，看着炮台上的那些大炮，回去写了一封极隐晦的折子，
他说炮位虽然不少，但大多是康熙、乾隆年间铸造的老物件，上面全是锈斑，连炮膛里的泥沙都没人掏，
配的铅弹和炮膛根本不匹配，大的一塞就卡在半截，小的放进去乱晃，中间能塞进两根手指头，
炮手们平时根本不敢装足火药试射，因为谁都知道装满了药，炸开的铁片第一个削掉的就是自己的脑壳，
这种普遍的溃烂，你怪某一个巡抚或者知县偷奸耍滑，是没意义的，
因为谁认真谁倒霉，
道光十七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自掏腰包，拿出了几千两自己的养廉银，在虎门靖远炮台偷偷改铸了四十位大炮，
他为什么用自己的钱，
因为如果走户部的工部报销程序，从层层递进的部费打点、书吏剥削，再到最后的实物核销，至少要拖上三年，而且批下来的银子连雇苦力的脚钱都不够，
关提督是难得的忠勇之臣，他拿私房钱填了这个窟窿，
可是整个大清国，能有几个关天培呢，
绝大多数的武官，甚至连朝廷发的正饷都领不全，
我们回过头看绿营兵的待遇，
在道光年间，一个普通的绿营马兵，名义上的月饷是二两白银，外加三斗老米，步兵是一两半白银，守兵只有一两，
你单看这一两多银子，似乎勉强还能糊口，
但在真实的历史缝隙里，还藏着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悄无声息地绞杀着底层的每一个活人，
这只手，叫银钱比价，
大清国用的是双轨制货币，大宗交易、交纳国税用白银，底层小民日常买米买油、领兵饷用铜钱，
在乾隆中期，朝廷的制钱成色好，市面上大约八百文甚至七百文铜钱，就能换一两纹银，
老百姓卖了粮食换来铜钱，再折成白银去交田赋，中间的损耗很小，
可是一脚迈进十九世纪，洋人的鸦片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沿海口岸，
很多人只知道鸦片吸干了中国人的精气神，却没算过那背后的金融账，
东印度公司把成箱的鸦片运进伶仃洋，换走的可不是茶叶和丝绸，而是成船成船实打实的硬通货白银，
据林则徐自己在奏折里算的账，道光年间每年流出境外的白银，至少在数千万两以上，
国内的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市面上的白银立刻金贵起来，而铜钱则贱得像石头，
到了道光十年以后，一两白银在市面上要换到一千五六百文铜钱，在江南最严重的年份，甚至突破了两千文大关，
这个数字的暴涨，对最底层的平民和兵丁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你想想看，那个在广州或者定海城头守备的绿营兵，朝廷发饷的时候，兵部克扣之后发给他的是铜钱，或者成色极杂的碎银，
他要拿着这点钱去养活家里五六口人，
而一个在直隶或者河南种地的普通佃农，地里收上来的麦子换成铜钱并没有涨价，一升麦子还是卖那么几文钱，
但他去县衙交税的时候，大堂上的粮道官和胥吏老爷们，只认成色十足的雪花银，
原本卖两石粮食换来的铜钱就能凑够一两银子交差，现在得硬生生卖出去四石粮食，
老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赋负担，在短短二十年间，没有任何加税法令出台的情况下，凭空翻了一整倍，
这多出来的一倍，全被变动的汇率和底层的钱庄、胥吏给吞噬了，朝廷的国库不仅没有多进一个铜板，反而在纸面上越来越穷，
因为老百姓实在交不起，只能逃荒、抗粮、落草为寇，
道光皇帝天天在乾清宫里看折子，看来看去全是各省拖欠正税的报告，
他急得直跺脚，除了下旨让各地督抚严厉清查，除了把自己的龙袍打上补丁、下令御膳房不准多杀一头猪之外，他那点脑容量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宏观金融货币的崩盘，
林则徐为什么要在道光十八年痛哭流涕地上书，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友，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重点根本不在前一句的兵，全在后一句的银子上面，
国家财政的血槽已经见底了，再不把鸦片堵住，朝廷连给京官发俸禄的银子都拿不出来了，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绝境，
很多学者研究工业革命，总会提一个特别核心的概念，叫诱致性技术创新，
这话说得挺文绉绉的，翻译成人话其实特别残酷，
那就是机器这玩意儿，从来不是哪个天才是为了造福人类凭空鼓捣出来的，它纯粹是被逼出来的，
英国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搞蒸汽机去抽煤矿里的水，为什么要发明珍妮纺纱机，
因为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人的工资高得离谱，
那时候在伦敦或者曼彻斯特雇一个熟练工人的成本，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昂贵，
资本家如果继续靠堆人头去干活，生产出来的布匹在市场上根本没有任何利润可言，
在人力贵得要命、而煤炭和铁矿又便宜得要死的地缘环境下，只要谁能发明一台哪怕效率只提高了一倍的机器，哪怕这台机器前期的研发费用要把裤衩都赔进去，最终算总账的时候，机器依然能把人力狠狠踩在脚底下，
这就是工业革命能跑通的底层经济逻辑，
可是回过头来看看十九世纪初叶的大清国，是一副什么光景，
那是整整四亿人口趴在有限土地上的极度拥挤，
由于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在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水乡，一家农户能分到的耕地往往只有那么两三亩，
一家老小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把所有人的劳动力压榨到极限，
农忙的时候下地插秧，农闲的时候全家老小围在油灯底下纺纱织布，
那个在昏暗油灯下坐到半夜的农村妇女，她付出的劳动力成本是多少呢，
零，
因为对于一个吃自家口粮、足不出户的小农家庭成员来说，她的时间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可以变现的机会成本，
她纺出一匹土布，哪怕只比买棉花的成本多赚三五个铜板，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纯粹的净收入，
这种状态在经济学里有一个特别冰冷的名字，叫“过密化”，
全社会的人力便宜到了如同草芥一般的程度，
在道光年间的松江府或者苏州府，一个雇工干一整天重活，管两顿糙米饭，工钱只有三十文钱，
三十文钱，在当时的街市上甚至买不下一斤好猪肉，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江南的一个棉布庄老板，有人跑来跟你推销一台洋人的蒸汽纺纱机，
那台机器从英国漂洋过海运过来，要花上千两银子，
运转它需要昂贵的精炼煤，需要懂机械的洋工匠来定期修缮，配件坏了得等半年才能从海外运过来，
而你在当地的大街上随便招招手，就能招来上百个为了每天三十文铜钱连命都不要的穷苦流民，
你用机器，每个月要承担庞大的固定折旧和燃料开支，机器停工一天你都在亏本，
你用流民，行市好的时候多雇几个，行市不好了连遣散费都不用给，直接关门赶人，
只要稍微算一算这笔账，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中国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那台代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蒸汽机一脚踹进黄浦江里，
因为在劳动力极度廉价的泥潭里，任何机械化的尝试，在经济账上都是死路一条，
机器不是没有传进来过，
早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把欧洲最新的机械钟表、水力水利装置、甚至车床模型带进了紫禁城，
康熙皇帝自己就能用西洋仪器解复杂的几何题，宫里的造办处也能造出精美绝伦的自鸣钟，
可是这些奇技淫巧，永远只能停留在皇家园林或者亲王贝勒的书房里当玩具，
它走不进民间，
因为民间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经济土壤，
一个连人都吃不饱肚子的社会，怎么可能去给机器喂煤炭，
这种人口对资源的极度压榨，还彻底锁死了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关键命门，
那就是购买力，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端的爆发，它更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来消化那些喷涌而出的商品，
英国的工人和自耕农虽然被圈地运动折腾得很惨，但随着城市化和工资的上涨，他们有钱去买棉布、买面包、买啤酒、买殖民地运来的茶叶和砂糖，
可是道光年间的四亿大清子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死死锁在自给自足的赤贫状态里，
一个普通农民，身上穿的土布是家里自己织的，脚上的草鞋是自己搓的，吃的是地里刨出来的杂粮，连生病了都是去后山挖草药，
他一年到头走进集市的次数屈指可数，兜里揣着的那几十个铜板，除了买点劣质的食盐和几根缝衣针，多一文钱的消费意愿都没有，
这样一个庞大但极度贫瘠的底层社会，对于任何近代工商业来说，就是一片彻底干燥、毫无水分的荒漠，
没有市场，就没有规模效应，没有规模效应，就无法降低工业品的成本，整个社会的生产链条就只能像驴拉磨一样，在原地的低水平轨道上一圈一圈地打转，
直到外力的铁拳狠狠砸过来，
在这个死结上面，还趴着一个更加僵硬、甚至带着尸臭味的官僚体制，
很多人读历史，总喜欢把晚清官员的贪腐归咎于道德败坏，
但如果你真的去看一个七品知县的真实收支账本，你会发现整个体制从设计的第一天起，就没打算让这帮人清白地活着，
大清朝给官员定的正俸，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一个管辖着数十万人、方圆上百里的知县，一年的正俸银子只有四十五两，
四十五两银子，在当时的物价下，勉强够买三十石大米，
可这个知县老爷为了运转一个县衙，他得自己掏钱雇请刑名师爷、钱谷师爷，
一个稍微有点真本事的师爷，一年的束脩至少要一两百两白银，
他还得养活自己的随身跟班、车夫、厨子，
更要命的是，朝廷根本没有给基层县衙编制任何维持日常运转的公费预算，
大堂上的衙役、快手、仵作、更夫，几十甚至上百号人，朝廷一文钱的俸禄都不发，
这群人怎么活呢，
朝廷心里比谁都清楚，它通过制度的默许，把这种生存的压力全部转移到了潜规则上，
知县靠收田赋时的“耗羡”、“浮收”来敛财，
衙役们靠办案时的“传票钱”、“鞋袜钱”、“常例”来勒索百姓，
整个官僚队伍，从跨进衙门门槛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绑上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分肥网络，
在这个网络里，最重要的原则不是把事情办好，而是千万不要坏了规矩，
所谓规矩，就是各级官员之间心照不宣的利益输送通道，
知县要给知府送炭敬、冰敬，巡抚要给京官部堂送别敬，
层层盘剥下来的成本，最终全转嫁到了最底层的平民头上，
而整个帝国的行政效率，在这种制度下被彻底磨灭干净，
任何一项旨在强国富民的技术革新或者军事改制，只要进入这套运转系统，第一个面对的不是科学逻辑，而是“分肥逻辑”，
如果买洋枪能让军官喝到兵饷的空额，他们就疯狂采买，
如果自己造炮会断了军需官和铁料商人的灰色回扣，那这门炮哪怕设计得再精妙，也绝不可能被造出来，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英军进攻虎门的大虎山要塞，
炮台上的清军守将裴耀宗，带着几十名兵丁死战不退，最终全军覆没，
但就在同一片海面上，那些领着朝廷军饷的水师官船，早在英军的蒸汽明轮船还没靠近之前，就已经把船头调转，往内河里逃窜了，
带兵的将领回去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捷报，说自己斩杀洋兵数百，只是因为风向不顺才暂时退避，
这种弥天大谎，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文书书吏，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戳穿，
大家甚至在行辕里围坐在一起，帮着主帅字斟句酌地润色折子，把败仗粉饰成胜仗，
因为只要仗打得越烂、打得越久，户部拨下来的军需银子就越多，
从省城到前线，每一个环节的官员都能在这笔巨额的军费报销里，狠狠捞上一笔足足顶得上十年正俸的油水，
至于江山打成了什么样，洋人的炮弹有没有落在大沽口，那是在紫禁城里打颤的皇上该操的心，
关他们什么事呢，
我们总以为十九世纪的落后，是一场关于思想开放与保守的智力较量，
好像只要多几个人翻译了《海国图志》，只要道光皇帝早一点搞明白英吉利在哪个大洲、女主结婚了没有，历史的航向就能轻易拐个弯，
但现实要冷酷得多，
当一个社会的土地已经承载不动人口的膨胀，
当财政体制把国家能力锁死在最原始的低水平安全线上，
当白银外流的金融休克彻底摧毁了基层的微观交易，
当无限廉价的人力让一切替代劳动的机械创新在商业上毫无立足之地，
当整个官僚阶层只能靠从百姓骨髓里榨取灰色陋规才能维持运转的时候，
这个庞大的旧文明，就已经走进了一条没有任何自发突围可能的历史死胡同，
思想的僵化，从来不是造成这具庞大躯体僵死的原因，
它不过是这具躯体在各项机能全面坏死之后，自然散发出来的尸斑而已，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虎门陷落的那天傍晚，
六十岁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守在被打得稀烂的靖远炮台上，
他的身上受了十几处伤，官服被火药燎得焦黑，
在他身旁的泥水里，躺着几门由于连续开火、炮膛内裂痕横生而最终彻底炸裂开来的铁炮，
那些破裂的炮管断口处，露出了粗糙不平的灰色杂质，以及为了充数被工匠偷偷混进去的未熔化的废生铁，
那是户部发下来的定额银子，能买到的最好的铁料了，
老提督死前回头看了一眼，
炮台后面是珠江两岸郁郁葱葱的农田，成群结队的农民正挑着粪桶，在泥泞的小路上默不作声地走着，
那些为了一两碎银子精疲力竭的人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眼海面上弥漫开来的滚滚硝烟，
对于那些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四亿小民来说，
不管是大清的绿营，还是大英的坚船利炮，
他们都只是这片土地上，永远也交不完的皇粮国税而已，
夕阳落下去的时候，海风把珠江口的水汽吹得很冷，
那个老兵的尸体就靠在那门炸烂的废铁炮旁边，慢慢变凉，
在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朝廷两个月前批复下来的折子，
上面的朱批墨迹写得很清楚，对于他申请补铸大炮的开销，户部在反复核算之后，最终还是决定，
照例，核减三分。